93岁高龄的著名华人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获得主杨振宁，在很多学校演讲时，经常被问到孩子发展的问题。他对孩子的成长有什么独到的看法呢？他对教育有着什么样的解读呢？
最近，他受邀中国美术馆演讲。在半个小时的主题讲座中，杨振宁站在科学家的角度，分享了他对美的理解，对教育的洞察。
孩子发生兴趣的东西，通常他自己有能力找出来
在很多学校演讲，经常被问到孩子发展的问题。我通常有一个标准的回答：“一个小孩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发展方向，而且不同的方向在不同的小孩身上可能完全不一样。”
有两个故事值得有聪明小孩的家长和老师注意。
第一个故事是讲我自己的。6岁时，我的父亲杨武之从美国留学回来，到厦门大学任教，把我送到一个近代的小学校读书，小学教授手工、音乐等科目。在一次手工课上，老师让大家用泥巴捏个小鸡。我把自己的作品拿回家，得意地给父母看，父母夸赞好得不得了，问我“这是不是一根香肠？”
如果没有这方面天分的话，朝这个方向发展是没有希望的。一个孩子要发生兴趣的东西，通常他是有能力自己找出来的。不管是父母也好，老师也好，要鼓励孩子发现自己的兴趣，要鼓励他培养自己的兴趣，鼓励他将来发展自己的兴趣。
我在初中的算学已经非常好，父亲又是算学教授，在初一、初二的时候父亲本就可以就教我学微积分、高等分析等，但他没有这么做。他的想法是，我已经发展得很快，用不着着急，他要修补我不足的地方。在我初一结束的暑假，父亲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找了个高材生丁则良教我《孟子》，他后来是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于是我就学了一个夏天的《孟子》。一学期没念完，第二学期又念了半个暑假。两个暑假之后，我可以把《孟子》从头到尾背下来。我想，这个过程对我人生有决定性的影响，远比我赶快去学一些高等分析、微积分更有用。
不幸的是多半聪明小孩的父母都没有我父亲聪明，他们都有个倾向，就是赶快把他送去学习。第二个故事是我读报纸时看到的，一个15岁的孩子被香港浸会大学招收为研究生，一度成为焦点。后来我问过香港浸会大学的人，说是有这么个学生，每次都是父亲陪着他上课。但这几年再也没有人提到这个孩子了。
解答“钱之问”不能太着急
“钱之问”是全中国十几亿人都要问的问题。我认为回答可以很简单：这需要一个过程。西方的科学发展到今天，有三四百年的传统，中国想要在三四十年里把三四百年的传统浓缩起来一下子发展，这是不可能成功的事情。换句话说，并不是说中国的科学发展没有前途，而是说它要有一个时间，不能太着急。在我看来，中国科学的发展不是太慢，而是非常之快。
我在西南联大时，当时中国的高等教育、科学教育才刚刚起步，教我们的老师都是像父亲一样在20世纪初出国留学归来的人。后来我到美国做研究时，水平已经达到了当时的最前沿，可以说是一代或者两代的教育就可以教育出来一个像我这样的人，这是非常快的、难以想象的。
所有的第三世界的国家都在发展科技，绝大多数的国家没有中国发展得这么快。为什么有这个现象？没有人去讨论。不要老问中国为什么不是发展那么快，而是要问什么样的背景、什么样的文化传统才能够使中国的科学发展得快。
现在很多人常常问为什么西南联大能那么成功？其实很简单，西南联大当时不过一千多个学生，是一个很小的学校，可是所有人都有救亡的意识，觉得这个国家快要亡了，非常危急。在那么困难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坐下来学一些学术上的东西非常不容易，所以非常珍惜每一分、每一秒，这是西南联大之所以成功的一个基本要素。
希望越来越多人才做科普，激活青少年科学潜能
艺术是美的，科学也是美的。比如，从物理学上说，虹是42度的圆弧，红色在外，紫色在里。霓是50度的弧，红在里头，紫在外面。即使小孩看见了也会觉得非常漂亮，这就是种科学的美。
我认为，艺术与科学的灵魂同时创新。科学之美是庄严的、神圣的，是最终极的美。这个美是客观的，在远在没有人类的时代，科学之美就已存在并支配着宇宙发展。而艺术的美，不论是写实还是写意，都跟人类息息相关。
有人曾提出一个困惑：科学领域的人要接触艺术，相对比艺术领域的人接触科学要容易很多，很多艺术专业的学生的数学潜能好像没有被激发出来，全是形象思维，怎样才能激活？我认为，这还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的问题，这个问题被很多人提出来，就是因为科普工作做得不够。
我在北平崇德中学（现在的北京三十一中）的时候，崇德中学是个教会学校，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学校，但是那里发生的一件事一直难忘。崇德中学有个非常小的图书馆，其实就是一间屋子，我就时不时到那个屋子里翻看，就翻到一本书。这本书是英国一个大物理学家金斯写的，叫做《神秘的宇宙》。这本书描述的是20世纪头30年物理学界包括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三大革命。我看了非常震撼和激动！当时就觉得，这是我一生努力的方向。
好的科普工作是有好的社会作用的。我希望一些会写作、又对科学有一些认识的人选科普作为发展的方向，从而激活青少年科学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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