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生活越来越好，却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生孩子了？
1.不想让孩子受苦。
2.不愿意让自己受苦。
3.不想随大流，就想自己爱怎么过就怎么过。
估计以上几点年轻人看了有共鸣，专家看了忍不住要分析一番。关于人口困境，各种深度的，浅显的解读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一书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告诉大家，为什么生活越好，人们越不想生孩子。
《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一书试图解释育儿环境是如何影响父母的教养决策的。重点是试图理解父母行为背后的动机，而非直接给出育儿建议。这本书详细论证了家庭会如何影响孩子的社会和经济命运。
作者马赛厄斯·德普克，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 另一位作者是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
两位作者用了相当的篇幅来讲述育儿简史，而这部分的内容可以帮助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了解三个问题：为什么人越富有，选择生孩子的越少？生育率持续下降的过程中为何忽然会出现“婴儿潮”？如何扭转超低的生育率。
一、为什么人越富有，选择生孩子的越少？二战以后，工业化国家出现了婴儿潮，尤其是美国。但是其他的时间里，出生率的下降是伴随着经济增长的。收入越高出生的孩子越少。
但是这种状况在19世纪以前是相反的。19世纪以前，生育率和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即经济越好人们越愿意生孩子。
因为这种正相关，以至于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对人类命运做出了悲观的预测：生越多吃越多，导致食物会短缺。短缺后开始饥荒和贫穷，人开始减少到食物能够满足需求。满足需求后又开始多生，多生后又陷入贫困。如此循环人类最终持续贫困。这就是著名的“马尔萨斯陷阱”。
我们可以看到这位经济学家做出这种预测的前提是人们愿意一直持续的多生孩子，如果人们开始变得不愿意多生了呢？不过他在1834年去世了，正好是生育率下降之前。那到底是什么导致了生育率下降的转变呢？
在马尔萨斯的农业时代，生产力提高的唯一后果是更高的人口密度，人口增长率超过了食物生产的增长率，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多大的改善。
比如中国。多个世纪以来，中国是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农业领域的生产率比欧洲高很多。但是平均起来中国的农民并没有比欧洲农民过得更好，因为中国的人口密度和增长率都比欧洲的高，超过了食物的生产增长率，所以依旧过得贫穷。
而当工业化时代来临后，技术的进步使得人们享有更高的生活水平，食物的生产增长率超过了人口增长率，这时候人们的生育率和死亡率开始下降。收入和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开始不再是正相关，而是负相关。这种反转被称为“人口转型”。
“人口转型”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普遍特征。后发国家人口的转型速度更快。比如英国和美国经历了几代人，生育率降到了之前的一半。而被成为亚洲四小龙的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只花了20年的时间。
如何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人口转型”？
第一，诺贝尔奖得主加里·贝克尔认为：父母从追求孩子的数量转变为更加看中孩子的质量。
生育决策受到3个方面关系的影响：收入，抚养孩子的成本，投资孩子“数量”与质量的关系。这意味着父母面临两个方面的决定：生多少孩子以及在每个孩子身上投资多少。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越富有的人生越少，是因为养孩子越来越贵，而且人们愿意养出高质量的孩子，不再追求多子多福。父母愿意孩子从“量变”转为“质变”。
第二，经济学家认为人口转型影响最大的经济趋势是教育的回报率提高了。工业革命后大多数人的收入从体力劳动的回报开始转变，以教育和知识形式的人力资本成为了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教育高回报率激励父母在孩子的质量上投资更多，而且为了承担得起这种投资主动减少生孩子的数量。
人口转型还有第三个方面即死亡率。死亡率也影响人人们对生育的决策。前工业化时代，婴儿的高死亡率是常态，新生的孩子来不及弥补死亡孩子的数量，生育率下降得比死亡率更多。最终整体的生育率是下降的。
二、生育率持续下降的过程中为何忽然会出现“婴儿潮”根据前面的说法，工业革命后出现了“人口转型”的现象，生育率是持续下降的。但是为何会忽然在二战后一些国家出现了“婴儿潮”？从经济学的角度也可以解释清楚。
二战后初期，童工几乎消失，教育是强制的，并且只有上大学才会父母的抚养成本有影响。但是当时费用低，所以成本对父母的决策只有间接性的。这些都是看得见的成本。或许起作用的是看不见的成本。
经济学家们在关于婴儿潮的研究中发现，也正是时间的机会成本可以解释为何在五六十年代生育率会先上升后下降。
看不见的成本有两个：
第一，照顾孩子需要花费实际的时间。各种电器的使用使得照顾孩子需要花费的实际时间并没有多大的变化。
第二，具有经济价值的时间。时间的机会成本很重要。比如放弃高薪工作回归家庭照顾孩子，那么母亲的时间机会成本就很高，相应的生孩子的动机就更低。
实际上二战后，只有参战的国家才会出现“婴儿潮” 的情形，中立国的婴儿潮并不明显。那是因为中立国并未进行战时动员。
参战国因为进行战时动员，男人们都到战场上。女性承担很多工作，战争结束后，男人们回归工作，战时女性的工作被取代了。市场上提供给女性的工作机会开始变少，竞争加剧工资变低。
二战时加入工作的年轻女性当时正是高中生，二战结束后她们正好处于婚育年龄。并且年长的女性一直在工作比她们在工作上更有优势，年轻女性难以跟她们竞争。这些因素都使得年轻女性在就业市场上的时间价值降低了。
对二战结束后正处于婚育年龄的年轻女性来说，早点结婚生子变得更加有吸引力，并且一般一结婚就生孩子，于是二战后的婴儿潮就来临了。
随着这波婴儿潮的结束，生育率又回归到持续下降的通道当中。
三、如何扭转超低的生育率以前人们总是想方设法控制增长过快的人口，比如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如今比较发达的各国都在绞尽脑汁想让人们多生一点，比如中国取消了独生子女政策，开放二胎。但是效果并不是很明显。
那么低生育率带来的挑战是什么？放大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给各国的社保系统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不做作者却发现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职业女性越多的国家，生育率也越高。
原因在于今天的女性大多数可以兼顾工作和家庭。并且在生育率和女性就业率都高的国家，女性可以轻易的生孩子而不受失业的干扰。比如北欧和法国提供便捷和价格适中的幼儿看护，这些来自国家的支持免去了母亲的后顾之忧。
在美国，因为女性不用在职业和孩子之间进行艰难的选择，加上有日托或者保姆的帮助，所以短暂的生完孩子之后，就能够马上回归全职工作。
社会规范方面，如果有专门为父亲设计的育儿假，那么女性决定生更多的孩子的时候会更轻松。瑞典和其他一些国家已经实行。
而低生育率的国家则不提供这样的幼托设施，那里的社会规范是让母亲回家带孩子。
政府政策和社会规范这两个因素决定了职业女性是否能够同时兼顾家庭和孩子，两者都支持，那么就会有高生育率，否则是低生育率。
值得注意的是，简单的高额生育补贴是无效的。比如德国，政府通过减税和直接的货币转移来支持生孩子，额度比美国高得多，但是是德国的生育率仍然显著的低于美国。专门的日托中心比直接补贴更有效。
经济学家们发现，如果要扭转超低的生育率，必须要政府政策的支持和社会规范能演化发展，使得父母能够一边养育孩子一边不影响事业的追求。
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依然在控制人口的增长，而一些更发达的国家开始想办法增长人口。个人也一样，越穷的家庭越喜欢生孩子，而富人们却早早的贯彻了优生优育这一做法。生育决策的经济学方法可以帮助个人选择育儿决策和国家更好的制定政策，有助于应对两种未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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