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杀掉的孩子
她是一位母亲，她杀死了自己的孩子当她有意识的时候，发现自己身处家中的浴室。浴缸里盛满了热水，丈夫在一旁抱着8个月大的女儿大喊。随后，家里来了一堆人，有医生，还有警察。
后来，女儿死了，她被送进监狱，并将面临一场社会和法律的审判。这位母亲，名叫安藤水穗。
日剧《坡道上的家》剧照：安藤水穗
安藤水穗为什么要会溺毙自己的女儿呢？年龄与之相仿的专职主妇里沙子完全不能理解。虽然自己也会因为有一个小恶魔般的女儿而感到焦头烂额，丈夫多数时候是一个旁观者，但什么样的母亲会将自己的亲身骨肉杀掉呢？这个问题，她无法回答。在她听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她搓了搓放在桌上的两只手。
但是她有机会去解开自己的迷惑，因为她被选为候补的国民参审员，有机会参与他们说起的那一桩著名的“谋杀案”，那一桩婴儿不能满足母亲育儿期待就被杀掉的，在电视上得以播报的著名案件。起初，里沙子和大部分陪审团成员一样，质疑安藤水穗的同时，又按捺不住自己对这件惊人案件背后的探知欲。
只是，随着对案件了解的深入，里沙子发现事实并非自己当初想的那么简单。被害的孩子去世当晚，孩子哭个不停。安藤水穗发现无论自己在哪一个房间都能听到孩子的哭声。而按照惯例，自己的丈夫马上也要到家了。
剧照：哭闹不止的孩子
她想让孩子停止哭泣。孩子一直哭会让丈夫生气，因为他工作很忙，晚上回到家只想好好睡一觉。有一阵子，丈夫干脆晚上不回家而住酒店。后来才得知，是丈夫的母亲建议他这样做。某一次，丈夫对安藤水穗说：“为什么我妈抱着孩子就不哭，而你怎么哄都哄不好孩子？”
安藤水穗想到的办法是给孩子洗澡，孩子喜欢洗澡，每次洗澡的时候她都会乐得呵呵笑。于是，她走进浴室拧开了浴缸上的水龙头。这是悲剧发生前的部分细节。
剧照：案发现场的水龙头
让里沙子惊觉的是，安藤水穗的影子似乎慢慢渗透进自己的生活。或者说，她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就是另一个安藤水穗。同样在育儿过程中因被人否定而自我否定，因为爱孩子的程度之深，对自己的否定程度更甚。这种只能独自面对而又不知做何处置的挫败感将其吞噬。不知道如何求助。里沙子慢慢回想起来，自己曾经也差点杀掉自己的女儿，而且是两次，只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自己居然全忘了。
剧照
日剧《坡道上的家》改编自角田光代的同名小说，作者因描写女性境遇而出名。今年4月进行首播，目前豆瓣评分9.1，何以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呢？可以初步总结的是，尽管案例极端，但该剧综合反映出的真实困境让观众产生了共鸣。
审判，无处不在当一个母亲松开自己抱着孩子的手，怀中的婴儿会直坠到地上。我们不知道那片地是什么样的，但可以确定的是，这种过失会对孩子造成伤害，孩子可能会受伤，或直接死亡。
除了人们对这样的事件发生必有的震惊和对婴儿遭遇产生的同情之外，剩下的全是对这位母亲合理的审判，因为她是“母亲”，而她没有做好。如果是无意识的松手，“失职”和“不合格”这样的评价会直接砸中这位母亲。但如果是有意识的松手呢？“禽兽” “残忍” “不配做母亲”，这样的判定会接踵而至。
剧照
剧照
这样的悲剧是意外吗？案件中的母亲究竟因为什么做出这样“反常”的事呢？谁应该为这样的悲剧买单？审判的核心问题便在此，可是在审判过程中，安藤水穗对于所有提问都一言不发。她没有承认自己有罪，也没有为自己开脱，只说了一句：“对不起，给大家添麻烦了。”
剧照：安藤水穗在法庭上
小说作者角田光代，也是该剧编剧，她一再强调，自己并没有想要塑造「女人就是受害者」这样的主旨。
这再次提示我们，不应狭隘地将此剧视为“丧偶式育儿”的简单呈现，亦不能简单地将其理解为“反婚反育”的完美教材。发生在家庭单元内的悲剧，从来都不是以家庭的天花板为棺盖的。它的养分来自于全社会，然后在不同的家庭单元凝结为不同的形状的晶体。
剧照：里沙子和安藤水穗
就像剧中故事线并不相同的那些男人女人们，本质上，他们共享着同一个结局。
芳贺六实和里沙子一样，是陪审员之一。她事业有成，没有生育能力。怀着一定要有一个孩子的执念，她每天带着好吃的去到公园，把一个妓女的孩子接到自己家中，以此弥补自己的缺失感；松下朝子是法庭庭审员之一，和丈夫育有一子。婚前商量好的育儿责任分配被打乱。自己一心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发展，于是在新的一年的调令意向表上填写的是外地，主管向她确认地点是否填错。她回复说：“如果我是男性，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吧。”
剧照：松下朝子与丈夫争执
角田光代笔下男性的困境不易被察觉，但是不应该被忽略。男性与女性一样，同样无助与脆弱。
山田和贵是一家小公司的职员，妻子出身在一个富裕家庭。妻子一心要给孩子最好的东西，总是会对他说觉得自己的女儿很可怜，自己小时候能享受到的东西女儿却完全享受不到这样的话。妻子甚至要求他在自己睡着之前不要回家，因为她看到山田和贵就会生气。因此，松下朝子即使做完了所有的工作，也会在公司待到很晚才回家。
无形之中言语的伤害和被要求的压力，在伤害女性，也在伤害男性。接受《人物》采访时，角田光代表示「丈夫因为妻子的无心之语深受刺激，反应过激，表露出他们脆弱一面。」也是自己想写的情节。她想要关注的是「人的活法」，而不是局限于某一个类别，去讲述女性的故事，或者男性的故事。这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说不清楚被压迫的是男人还是女人，我们是施害者的同时也是受害者。
共享的结局是什么呢？不是不幸的婚姻，也不是失败的育儿，更不是严重的男女权益上的对立，而是无论男女，都将面临的“审判机制”。应该被建立起来的共识是，让我们痛苦的根源并不在于婚姻这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也不是生命延续——这个生物过程和社会过程的结合体，症结在于社会逐渐形成的对人的分类和对这一类别的粗暴定义。无处不在的审判源自一种叫做“正常”的机制，“男人要挣钱养家”的要求和“女人要母乳喂养孩子”的要求同样严苛。人的活法，又应该被谁定义呢？“正常”的边界，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如何逃脱？我们痛苦，那我们应该如何解决痛苦？在我们解决痛苦之前，又应该如何理解痛苦？
话好说事难做，那些被忽略掉的女人的痛苦和男人的痛苦同样重要。我们要做的不是形成一种对立的局面，也不是摇旗呐喊，寻求解放。直面对立，破除表层意义上的男女之别，从更广泛的层面去理解作为人的痛苦，也许是属于我们的救赎之道。
这也许就是角田光代提出的想象力（同理心）。她说「我最讨厌的是没有想象力的人。因为没有想象力，所以无法体谅别人的感受，妄自觉得别人都是笨蛋，瞧不起其他人，想象不出来自己打别人的时候，对方会感到疼。」同理心是否可以解决问题？意识到别人会疼的也许只是第一步。
普及“同理心”背后的规范，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我们正在伤害自己最可靠的家人和最亲近的朋友，根本的改变一定是全民性的。
当我们正在杀人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正在杀人；当我们想要杀人的时候，我们应该停下来。
剧情关系图（来自豆瓣）
"标签：
